1931年，我出生在上海，直到1944年，一直在上海生活。上海淪陷后，日本人實行殖民統(tǒng)治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。日本人給老百姓吃的糧食是按戶口領，每人只能領到一點點，米是摻了沙子和糠等很多雜質的碎米，洗也洗不掉，揀也揀不出來，咬一口咯吱咯吱難以下咽。玉米面也是只夠喝口稀的，糧食非常短缺。那時侯我經(jīng)常去碼頭上撿菜幫子和菜葉子，有時候還偷偷跟著鄰居大人們出城到鄉(xiāng)下買點糧。出城要天不亮趁鬼子不注意的時候鉆鐵絲網(wǎng)，要是讓鬼子發(fā)現(xiàn)了會有生命危險。我當時是小孩，又瘦又小，容易鉆過去，我親眼看見有的大人沒鉆過去，被鬼子射殺了。所以，對日本侵略者非常仇恨。
從1941年開始，我的媽媽成為上海黨的地下組織的交通員，黨的干部碰頭開會時，媽媽就負責看門、放哨、做飯、注意特務的動向。她經(jīng)常教育我長大要做一個愛國正直的人。
1944年夏，由于叛徒告密，黨組織決定讓媽媽撤離上海，去淮南抗日根據(jù)地。當時解放區(qū)急需人才、也急需藥品。在媽媽的努力下，動員了三個人：一名女護士、兩名江南造船廠的鉗工，我的哥哥當時也是江南造船廠鉗工，加上我，六個人從上海撤離。
我們的目的地是位于淮南黃花塘的新四軍軍部。當時淪陷區(qū)一路上重重關卡，所有的關卡都有日本鬼子站崗，對來往行人都要搜身，尤其對男同志搜得更細。媽媽教我們五人以兄妹相稱，護士是表姐，兩個鉗工是表哥，遇到盤查就說一起去姥姥家，最開始說姥姥家在鎮(zhèn)江，到了鎮(zhèn)江就說姥姥家在揚州，到了揚州再說姥姥家在銅城。我當時只有13歲，年齡最小，給新四軍軍部的介紹信就在我的身上，藏在衣服里面。媽媽當時還藏了一些藥品。媽媽囑咐我過關卡時不要緊張，要沉著冷靜，裝作很活潑、蹦蹦跳跳的小女孩樣子。我按照媽媽教我的辦法，過關卡時不慌不忙、盡量自然，在上海時我也學過幾句日語，有時就用日語和日本鬼子打個招呼，他們看我是個小女孩，也不太仔細搜身就過去了。
我們六人半夜從上海站坐火車出發(fā)，開到蘇州、無錫之間時，火車脫軌了，車停下來，我們被趕下車。由于連日奔波，媽媽生病發(fā)燒了，躺在路邊小站，昏昏沉沉起不來，大家都很著急。
等了很久，終于來了一輛裝豬的鐵篷車，日本鬼子來回巡邏，用刺刀趕著人群上車，乘客們拼命往上擠。兩個鉗工哥哥都擠上去了。護士姐姐畢竟年輕，也用力擠了上去，她一把把我拉上了車。媽媽沒有力氣，哥哥又要照顧媽媽，倆人都沒有擠上來，車就開動了。車到了鎮(zhèn)江，我們四人決定下車，在鎮(zhèn)江等候媽媽和哥哥趕過來。
到旅館投宿，人滿為患，好不容易央求老板在樓梯下勉強支了一張鋪，我們兩個女孩擠著睡，倆哥哥也有個坐的地方，不用在街頭流浪徘徊了。
我們每天到火車站看媽媽和哥哥是否搭車過來，真是望眼欲穿。等了三天，終于等來了媽媽和哥哥，六人重新相聚。有了媽媽這個主心骨，我們心里高興極了。大家正要吃一頓飯，籌劃下一步如何行動，飯還沒來得及吃，媽媽邁著急促的腳步進來，說：“趕快走，有特務！不能再坐火車了，組織上安排我們走水路?！贝蠹掖颐暮箝T撤出，趕到了碼頭。船老大夫婦也是組織上派的人，接洽以后，終于上了船。剛要開船，岸上傳來一陣凌亂的腳步聲，日本鬼子又來檢查了。船老大非常鎮(zhèn)定，讓我們六人鉆到船板下面別出聲，他們夫婦應付鬼子。側耳細聽，日本鬼子嘰里咕嚕說著什么，船老大夫婦機智應對、巧妙周旋著，過了好久，聽到船老大的聲音：“出來吧，沒事了！”原來是給日本鬼子塞錢了，他們就沒有再仔細搜查。
坐船一直到了銅城鎮(zhèn)，這里已經(jīng)是解放區(qū)了。在銅城，我們聯(lián)系上了新四軍軍部，在組織安排下，終于于1944年7月到達黃花塘新四軍軍部。報到以后，我進入新四軍2師干部子弟學校，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陳敏簡歷：1931年7月出生，1944年7月參加革命，194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88年3月離休，離休前曾任金屬化學研究所黨總支書記。